本文主要是为高中学生提供的“孙子之前的古典兵学”文学参考资料，对充实高中学生文学知识有一定的帮助，下面请看具体内容
孙子之前的古典兵学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指出：“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始于岐都，以建井亩，戎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以立军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教战法。陈师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师，以成武功，以四万五千人，胜纣七十万之众。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我们要考察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嬗变轨迹与一般规律，穷本溯源，不能不从研究上古兵学切入，庶几合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宗旨。
西周是中国古典礼乐文明的全盛时期，武王伐纣、周公东征、昭王南伐、穆王西巡、宣王中兴、幽王失国等一系列战争，给军事思想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而礼乐文明的繁荣，也为军事思想的进步提供了合适的温床。在这种背景之下，军事思想在当时遂进入初步成型的阶段。这既表现为金文、《尚书》、《周易》、《诗经》、《逸周书》、《周礼》等典籍对军事问题均有不同程度的探讨和总结，也反映为当时已出现了一些以专门记载和论述军事问题为宗旨和主体内容的书籍，如以“古司马兵法”为类名的《军志》、《军政》、《令典》、《大度之书》等等。它们对兵学现象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与判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军事原则。
《周易》主张“师出以律，否臧凶”(《师卦·初六》)。强调严肃军纪，令行禁止;重视地形地貌与征伐作战之间的关系，“迷复，凶，有灾眚。用行师，终大败，以其国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复卦·上六》);重视民众在战争活动中的作用，“众允，悔亡”(《晋卦·六三》);“观我生，进，退”(《观卦·六三》);强调考虑与较量双方力量，在此基础上作出攻守的抉择：“晋其角，维用伐邑”(《晋卦·上九》);提倡战术上巧妙利用地形，引诱敌人加以伏击，“需于泥，致寇至”(《需卦·九三》);“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同人卦·九三》);“军，左次，无咎”(《师卦·六四》);讲求师出有名，主张积极防御，“击蒙，不利为寇，利御寇”(《蒙卦·九三》)。这些内容显示，《周易》的确是一部富有深刻军事思想的古老著作，它为中国古代兵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素材，弥足珍贵。无怪乎宋代王应麟在其《通鉴答问》一书中要这么说：“盖《易》之为书，兵法尽备，其理一矣。”
其他像《周礼》、《尚书》、“古司马兵法”门下的《军政》、《军志》同样对军事问题提出了理性的认识。如《周礼·夏官·大司马》关于战争目的的论述就非常深刻，它主张从事战争的出发点是征讨不义，所谓正邦国的“九伐之法”便是这一观念的具体注脚，即只有当对方犯有“凭弱犯寡”、“贼贤害民”、“放弑其君”等九种严重罪过时，才可以兴师征讨，“会之以发禁者九”(“九伐之法”的内容，也见于今本《司马法·仁本》)。这样既肯定了征伐的必要性，又防止了穷兵黩武的行径，实为“重战”与“慎战”并重的正确观念。
又如《军志》重视辩证看待和处理战争中先发制人与后发制人的关系，“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引);强调吊民伐罪，德主兵辅，“有德者不可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引);主张在战争中知彼知己，适可而止，“允当则归”，“知难而退”(《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引)。这些均反映了“古司马兵法”在兵学问题上的独到见解。
再如“古司马兵法”、《尚书》均提倡运用大方阵战法，“成列而鼓”，“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逐奔不远，纵绥不及”，“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逾列……迟速不过诫命”(参见《司马法·仁本》、《尚书·牧誓》等)。主张在战争善后上，“服而舍人”，“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司马法·仁本》)。这一系列军事原则在指导当时的军事实践中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后世军事思想的构筑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像《孙子兵法》中所说的“围师必阙，穷寇勿迫”等用兵纲领便是从“古司马兵法”相关原则中脱胎而来的。
从另一个角度讲，西周时期(一直延续到春秋中期)的军事思想，其载体形式主要表现为“军法”，还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兵法”。所谓的“军法”与“兵法”的区分，也即“广义的军事艺术”和“狭义的军事艺术”之别(参见李零《吴孙子发微·前言》，中华书局，1995年版)。“兵法”主要是指“用兵之法”，重点是有关作战的指导原则和具体方法;而“军法”则多带有条例和操典的性质，即中国古代以征募兵员、装备军队和训练军队为主要内容的各种条例规定，包括军赋制度、军队编制、军事装备条规、指挥联络方式、阵法与垒法、军中礼仪与奖惩措施等等。它们一般属于官修文书的范围。虽然这中间也包含有具体用兵之法的内容，但是与大量的典章法规成分相比，实属零散和稀少。由于它们是殷周礼乐文明在军事领域内的集中体现，所以又可以称之为“军礼”。这种“兵法”包容于“军法”之内，未曾独立成为专门军事艺术的情况表明，在西周时期，军事思想虽然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却远远未臻于成熟，而这又是与当时整个军事学术进步的基本状态相适应、相同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