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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的自我扩张行为分析

[10-20 00:15:08]   来源:http://www.kmf8.com  自我鉴定   阅读:8178
概要: 就相同的规律性来说,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的政府,一者它或多或少地总要集中反映和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和意志,具有公共性的一面;二者它又是“系统地采用暴力和强迫人们服从暴力的特殊机构”(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47、44—45页。),具有强制性的一面。政府的这种强制性,还表现为主要源自国家政权力量的“超经济强制”和主要源自国家财产所有权的“经济性强制”。政府所具有的公共性和强制性特征,为政府部门能够自我扩张准备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任何一个新政府,都宣称是整个社会利益和意志的代表,政府所推行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并以此号召全社会对政府意志的服从。然而,政府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现实中,政府都“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47、44—45页。)诚然,政府本身不应有自己的私利,但操纵并组成政府的人却有着自身的利益,而且他们会借助政府的强制力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这时政府权力就完全表现为同人民大众的“分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执掌政府本身并不是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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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相同的规律性来说,作为一种社会政治组织的政府,一者它或多或少地总要集中反映和代表整个社会的利益和意志,具有公共性的一面;二者它又是“系统地采用暴力和强迫人们服从暴力的特殊机构”(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47、44—45页。),具有强制性的一面。政府的这种强制性,还表现为主要源自国家政权力量的“超经济强制”和主要源自国家财产所有权的“经济性强制”。
政府所具有的公共性和强制性特征,为政府部门能够自我扩张准备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任何一个新政府,都宣称是整个社会利益和意志的代表,政府所推行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整个社会的利益,并以此号召全社会对政府意志的服从。
然而,政府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现实中,政府都“是由一批专门从事管理、几乎专门从事管理或主要从事管理的人组成”。(注:《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版,第47、44—45页。)诚然,政府本身不应有自己的私利,但操纵并组成政府的人却有着自身的利益,而且他们会借助政府的强制力来实现自身的利益,这时政府权力就完全表现为同人民大众的“分离”。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执掌政府本身并不是目的,真正的目的只不过是通过政府来更好地实现他们自身的利益,其通常所采用的办法就是通过扩张政府部门从而间接地扩张了自己的权力,其自身利益的极大化也相应地得到了满足。在此过程中,公共性特征就起了一种很好的粉饰作用,他们利用其特殊地位,给人们造成一种假象,似乎他们都是在为社会、国家、集体谋福利。
对于政府各个部门的组成人员来说,一方面他们是在以国家的名义行使权力,其行为具有相当大的自由,权力越大,自由也越大;“政府权力全把握于官僚手中,官僚有权侵夺普通公民的自由”。(注:塞利格曼主编《社会主义大辞典》第3卷第70页。)当官僚把政府措施看作为自己图谋利益的勾当时,他们就会为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机所左右,他们对社会利益的理解也就会或多或少地夹杂着自身的利益,并促使他们不断地扩张权力;另一方面,由于他们的灵活性与他们最大化利益动机的强烈刺激,使他们在实际中常常为了自身最大化的利益铤而走险。这两方面所产生的不良后果,我们不应该单纯地从官员是否正直方面去寻找原因,事实上无论谁处于这种地位,都会依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和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来行动。这里可能出问题的不是个人,而是官僚机构内部的约束机制。如果约束机构不能提供一种良性压力,以确保任何人处于某一特权地位时均不能过多地或丝毫没有地牟取私利,那么,再高尚的执政官也不能保证社会共同利益不被他或他的后继者有意或无意地损害。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走向腐败。这无疑地揭示了不论什么性质的国家中,政府部门自我扩张行为根源的共同规律性。
有共同的规律性,就必然地有特殊的矛盾性。在西方国家,政府部门扩张,还是由其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所决定的。西方国家是把政府部门扩张作为其解决这些矛盾的有效途径。
“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是自由放任的古典市场经济的奠基石。在这种经济体制下,政府是消极的和充当“守夜人”角色。但是,随着资本主义自由经济的发展,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日益激化,自由放任带来的垄断、通货膨胀、失业、经济危机等社会问题日益增多。这些问题开始危及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面对这种社会现状,那种“管事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的旧有观念,以及根据这种观念所实行的控制政府权力及活动范围的法律也已经不适应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完全靠市场自发作用进行调节的自由主义的统治方法日益显示其难以解决根本的社会、经济问题的弊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政府不得不从全局着眼,采用对社会经济事务的积极干预主义。政府权力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日益强化,资本主义政府部门扩张也就不可避免。
相比较而言,我国是一个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历史的东方大国,生产力水平极低,商品经济和市场事实上在我们国家过份弱小,政治权力在社会生活中一直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受封建残余的影响,形成了在政府中,一种重复地保护自己的权力范围、抗拒变革、扩大自己控制的地盘的倾向。再加上受“苏联模式”的影响,长期以来,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和计划管理制度必须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都实行中央集权的管理体制。在这种管理体制下,政府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务,把计划作为资源配置的唯一手段,把太多的社会功能加在政府肩上,大大扩充了政府的职权范围,使政府权力日益强化,政府机构愈加臃肿庞大,终于形成了与这种经济体制相适应的高度集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在中央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下政府权力无所不及,其触角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政府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界限、政府与企业的界限、政治生活与市民社会的界限已经湮没,诸如经济资源完全由政府以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加以配置;人们的生活也完全笼罩在政府权力之下。缺乏制约、监督不力的情形困扰着监督职能的有效发挥,更进一步地助长了政府部门的自我扩张。
政府部门的自我扩张行为所造成的社会危害,首先表现为政府财政支出水平增长。在西方国家中,政府部门自我扩张行为所带来的巨额代价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分析近20年我国财政支出的结构,可以看出,财政支出的大部分被“人头费”吃掉了。近年来,财政每年需要增加的工资性支出就达600多亿元,占国家新增财力的60%以上。人们戏称我国财政正在向“吃饭型财政”发展。政府部门自我扩张,必然导致机构庞大。机构庞大,也增加了行政管理费用支出。资料表明,我国财政支出中的行政管理费,1996年已达1040.80亿元,比1980年的60.79亿元增长了14.5倍,而同期的财政总支出只增长了5.46倍。行政管理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六五”时期为6.8%,“七五”时期为8.8%,“八五”时期上升为11.9%,到1996年进一步增加到13.1%。(注:1998年3 月16日《人民日报》:“财政被‘官’压弯了腰”。)
其次,政府部门自我扩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必定要经受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482页。)恩格斯在致施米特的信中,把这种反作用进一步分解为三种情况:第一,它可以沿着经济发展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使经济发展比较快些;第二,它可以沿着经济发展相反的方向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经过一定的时期就都要遭到崩溃;第三,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经济发展沿着另一方向走。很明显。第二、第三种情况,都会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这是政府部门自我扩张行为对社会经济发展发生负作用的典型表现。例如在我国改革开放之前,正是政府部门自我扩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遏制了经济的发展;使社会和个人的积极性无法发挥,使企业丧失了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使本来在我国尚需大力发展的商品、市场经济不能建立起来,使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不能有效发挥,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以致往往把整个经济搞死,使其失去了生机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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