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改革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发达国家的社会组织形式和运作机制。在这种社会组织形式下，整个社会的经济运作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由自由、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体自己分别去进行，劳动者个人生存和发展方面各种需要的满足也不完全只靠个人的努力了，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依靠政府、工会的协助和支持来获得。这样一种变化所带来的积极效果之一，就是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一直存在并日益尖锐的两极分化趋势，从而逐步缓和了经济社会危机，使社会进入一个相对和谐的状态。这是“二战”之后西方国家普遍出现一个相对稳定、相对繁荣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也大部分是在这样一个社会背景下最终完成的。
但另一方面，这种体制转变也带来一些不可忽视的弊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弊端就是它导致西方发达国家企业活力的下降和国际竞争能力的降低。政府对经济社会运作过程的各种规制总是不可避免地要降低社会的活力和效率。福利国家的建设不仅降低了国民财富中可用于投资的那部分财富的比重，也降低了社会成员为生存而努力的积极性。通过劳资双方有组织的谈判来确定工资增长率，也是对企业自主权的一个很大限制，使企业家不能根据企业的生产、销售状况随行就市地对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进行最有效的配置。从整个社会来看，市场经济自由运作的条件有所破坏。在发达国家里不仅造成了不同企业之间工资增长率和价格变化率的拉平化趋势，而且还造成了“能上不能下”的刚性的工资结构和价格结构，使产品成本日益上升，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逐步下降。
当然，如果发达国家相互之间都是封闭的，不同国家的企业之间没有相互竞争，或者虽然各个发达国家之间的市场是相互联系的，各国企业之间存在着相互竞争，但各个国家在政府干预、福利提供和劳资谈判结果等方面都是协调一致的，那么，上述所谓“弊端”并不会成为真正的“弊端”。因为无论在哪种情况下，参与相互竞争的企业都是一样的低效率，不会有太强大的挑战者出现。但现实情况是，一方面，发达国家之间的市场是相互联系的，不同国家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向干预主义政策转变的程度是不平衡的。虽然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这种转变，但政府介入的程度不同，福利化程度不同，社会伙伴关系的形态及对企业家自主权的限制程度也不完全一样。这就导致在发达国家里面市场运作机制受到限制的程度不一样，企业活力降低的程度不一样。
其中，干预程度相对比较低因而企业活力相对较强的发达国家是日本。在日本，国家对经济社会运作直接进行干预的程度相对较低；由国家提供的福利也较少，福利主要是由企业提供，企业效益好多提供，效益不好就少提供，比较灵活。由于日本没有全国性的工会与企业家对抗，只有企业工会组织，也使日本企业家能够比西方发达国家的企业对劳动者实行更有效的控制和管理，使日本工人的平均劳动时间、强度和效率都高于欧美，因而在相同技术条件下，日本产品的劳动力成本相对就更低。因此，20世纪70-80年代，日本的制造业产品如汽车和电器纷纷涌入欧美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欧美制造业的不景气状况。日本的制造业蒸蒸日上，国际竞争能力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况下，欧美制造业部门的企业家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一部分企业就从工资成本比较高的地方跑到成本比较低的地方（或是跑到本国比较落后的地方去，或是跑到发展中国家去），从而给落后地区和落后国家带来一个工业化的机会，并逐步导致了经济的全球化。另一条出路就是改行，把工厂关闭，转到别的行业如服务业、金融业里去。这两种行为的直接结果是在欧美国家引发了一轮“去工业化”的浪潮。并进而导致了其他一些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后果，例如政府的税收和财政受到了严重影响，国家提供的福利水平难以维持，以及传统制造业部门的工人大量失业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面，欧美国家面临了新的危机，它们的政府调节机制、福利国家体制、社会伙伴关系都受到了挑战。大家开始对干预主义战略及其体制进行反思和批评，认为它限制了市场经济的运行条件，限制了企业家的个人自由，降低了整个社会运作的活力，降低了本国企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因此，20世纪70-80年代，在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带领下，发达国家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向自由主义体制方向转变。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是降低国家对社会经济运作过程的干预程度，包括通过将原有的国有企业大量出卖给私人等措施来降低国有企业的比重，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管制，以及降低税率等；二是改革福利国家体制，包括降低福利支出在政府财政支出中所占的比重，减少以平均主义形式给付的福利种类等；三是减少对工会组织的支持，增加资方的权力和鼓励资方“灵活使用劳工”；等等。
这样一个转变的结果是西方发达社会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我们前面所讲的新自由主义阶段。当然，由于各种原因，社会不可能完全转变到19世纪那种早期自由主义的状态上去：政府不可能重新变成19世纪那样的小政府，福利国家体系也不可能彻底瓦解，劳资谈判制度也不能完全抛弃。因此，事实上我们可以把这场改革看作是对干预主义发展战略及其社会体制的一种反思和调整。在这种新的制度环境下，由于市场经济运作的必要条件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得到了恢复，企业家拥有的自主权则比干预主义时期更多了，企业家的行动能力更强了，灵活性更大了，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和效益也因此而进一步提高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西方发达国家所面临的上述新危机。但就工人而言，他们的生活处境跟以前相比则有所恶化（政府提供的福利减少了，失业率上升了，社会两极分化程度又有所提高）。怎样在这种新形势下重新协调好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又重新成为发达国家的政府面临的难题。
世界难题期待中国式破解
如何真正妥善适当地处理好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问题，从目前来看仍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对于我们这样一个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大国来说，更是需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和探讨。
从上面的回顾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我想，至少有这样几条可以供大家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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