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关键是发展经济”，但他还说“两只手都要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再比如三个有利于，他在“生产力”的前面加了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定语，在“综合国力”的前面加了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定语。尽管他的这些思想是以即席讲话的形式说出来的，可又有谁敢说这几个定语是顺口讲来而不是刻意强调的呢？
“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可是：怎样才算做看准了？有没有看的“真准”的问题呢？若有，对这些问题又怎能单纯地去“试、闯”而不去旗帜鲜明、义无反顾地决然推行抑或打击呢？
难道在80岁的中国共产党那里，就没有看的“真准”、值得旗帜鲜明地坚决坚持抑或坚决反对的问题？
所以，那个问题的答案非常明确：
不能什么河都摸着石头过。
那么：
第二，什么河可以摸着石头过、什么河不可以摸着石头过呢？
简而言之：
什么问题需要立场鲜明，要么鲜明地支持、要么鲜明地反对；
什么问题需要观点暧昧，要么暧昧地支持、默许、纵容、放任，要么暧昧地反对和不疼不痒地打击。
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
也不能不说：也许，这同样是一个需要“摸着石头才能过的河”，因为，对那个“什么问题”本身，就必然会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探索真理的艰难使我们意识到：相对而言，需要摸着过的河要比不需摸着过、不能摸着过的河，要多得多。
这样，我们就先避难就易，探讨那些不需要和不能够摸着过的河。
四、什么河不能摸着石头过？
大是大非问题是大江大河。因此，如果从原则上讲：
关乎大是大非的大江大河，决不能摸着石头过！
否则，是要被淹死的。
尽管什么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这些问题何谓是何谓非，同样可能是值得探讨、存在争论的，但是：
其一，我们并不是不可知论者，我们坚信真理是可以被逐步认识的。在任何历史阶段，都有一些可以看得很准的问题，对它们，完全可以旗帜鲜明。这些河，不需要摸着过！
其二，对那些关乎方向、性质的大是大非问题，即使存在争论、分歧，但只要我们看准了（即便看得不是很准、真准），也完全应当旗帜鲜明。这些河，不允许摸着过！
什么叫做“不摸着石头过”？
就是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旗帜鲜明、义无反顾地过！
其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当代社会主义实践已经给了我们答案；未来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也需要提供新的答案。
梳理、发现这个答案，的确是个困难的问题，远非我力所及。这里，仅就几个方面说点个人观感。
（一）根本价值信仰问题
价值信仰从根本上决定着是非善恶。
共产党人的根本价值信仰是什么？应当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
（二）根本制度问题
我们的根本制度，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个主义是怎样的主义，小平同志区分姓“资”还是姓“社”的标准，告诉了我们答案，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他仍然把“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用作了标准。
关于这种制度的某些次等层次问题，也许还存在不同认识，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承认，社会主义的根本就是最大限度地保证和实现人民大众的利益。
什么是人民？也许，那些付出正当劳动、为社会创造财富的最广大的社会成员就是人民。
（三）基本价值观问题
每个国家民族、每个社会制度，在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都应有一套相对完整的价值观念。这套观念，也许会在根本上意义上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精神风貌，为她的社会成员提供行为规矩和动力。
这个问题，实在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不过，我们还是宁愿冒着挂一漏万的危险，列举几个方面，诸如：为己为人、遵纪守法、尽职尽责、爱国爱家、艰苦奋斗、英雄崇尚、互助互敬、自强不息、先公后私、正己正人、自主自立等等。
（四）基本思想信仰问题
任何一种建设事业，如果没有相应的理论基
础和思想路线，那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不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也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不旗帜鲜明地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核心的基本思想信仰体系，必将对现实的建设事业产生不利影响。
我们自然不能固守马列主义的某些具体论断，而且应当鼓励人们去发展它；但是，对马列主义那些先进的价值观部分和正确的基本原理部分，则是应当旗帜鲜明地坚持和捍卫的。
（五）某些重大政策问题
如果说前四个问题还少有分歧的话，这个领域的问题则有着太多方面的分歧；而恰恰，能否在这些领域找出不能摸着过的河，对我们的实践又有着直接当下的影响。
尽管我们无能力说明这些问题，但是至少可以举一个例子：
共同富裕和一部分人先富的问题，以及作为其政策背景的“效率和公平”的问题。小平同志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可见，只有共同富裕才是根本、终极的目的，而一部分人先富，不过是寻求共同富裕的手段。他曾经设想，等到上个世纪末（也即2000年前），“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指两极分化问题，引者注）”，着手考虑政策的调整，并提出过富裕地区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支援落后地区的初步构想。固然，我们不能形而上学地就把2000年当作政策调整的节点。可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则是：我们应该在怎样的时候、在社会物质财富达到怎样的程度之后，开始来调整我们的“一部分人先富”的政策走向呢？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还是“立足公平、保证效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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