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信息社会。生活在信息社会，就要不断地接触或获取信息。如何获取信息呢?阅读便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途径。据有人不完全统计，当今社会需要的各种信息约有80%以上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图书文献。这就说明阅读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还在等什么，快来看看这篇课外世界文学《那么远 那么近》吧~
《那么远 那么近》，蓝英年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最新一年5月第一版，28.00元
《那么远 那么近》是蓝英年先生退休后出的第十本随笔集。我是蓝先生的忠实读者，收入这本集子的文章我以前几乎都在报刊上读过，但这次在集子里重读一遍后我不由觉得：如果说，以前读到那一篇篇文章时我把它们看作是蓝先生从大量苏俄文史资料“矿藏”中提取出的一粒粒思想的金属铀，那么这本集子就是由许多金属铀颗粒积聚成的、超过了临界质量的硕大铀块，它应当在读者的脑子里引发一次思想的核爆。有一句俄国谚语说：所有的比喻都是蹩脚的。我的比喻也不例外，但它确实道出了我阅读《那么远 那么近》时的真实感受。
这种“思想的核爆”打破的首先是苏联文学的光明梦。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我们在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学的情况下，把苏联文学当作社会主义文学的样板。于是，苏联文学作品以文化倾销的形式进入到我国的文化生活之中。仅《那么远 那么近》中提及的苏联文学作品就有《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难忘的一九一九》(以上三部为电影剧本，根据前两部剧本拍摄的同名影片在我国曾长期频繁放映)、《毁灭》、《磨刀石农庄》、《彼得大帝》、《第一骑兵军》、《乐观的悲剧》、《被开垦的处女地》、《青年近卫军》、《俄罗斯问题》、《远离莫斯科的地方》等等。这些作品都是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经典，其中许多都得过斯大林文学奖或列宁文学奖。
有论者说，苏联文学讲究人性、人情，承认爱情的美丽，着力表现人的内心，颇多对大自然和风景的描写，具有强大的抒情性，五十年代起似乎已有一定的自由度。《那么远 那么近》无情地揭开了在这些所谓特点掩盖下的虚妄。最好的例子就是文集中的那篇《去远离莫斯科的……劳改营——从〈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到〈车厢〉》。该文中的一段话说出了蓝先生年轻时代读阿扎耶夫的长篇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1948年获斯大林文学奖一等奖，以下简称《远离》)所留下的深刻印象：
“今天，书中人物仍神奇地留在脑子里……架设电话线的漂亮姑娘丹妮亚、大胡子总工程师别里捷、一心想上前线的副总工程师阿列克塞、害单相思的姑娘然妮亚……他们忘我的献身精神，他们的痛苦和喜悦，他们真挚的爱情和忠贞的友谊深深地打动过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对远东大自然的绝妙描写……”(《那么远 那么近》，第254页)
一群人在远东壮美的大自然中怀着美好的感情以战斗的姿态铺设输油管道，支援卫国战争的前线，在《远离》为我们绘出的艺术图景中可以看到上面所说的苏联文学的特点：承认人性、人情、爱情，喜欢表现人的内心，喜欢自然风景和细节的描写，有强大的抒情性。然而这些都只是现实主义的表象，而非现实主义最根本的东西——真实性。
1960年代，阿扎耶夫创作了他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车厢》，其中讲述了主人公在基洛夫被刺后的肃整中被捕，不经审判就被判刑，并被押解到远东劳改的苦难经历。《车厢》和《远离》都具有自传性。蓝先生指出，“按事件发展的时间顺序，《车厢》在前，《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在后。先把罪犯用火车押解到远东，劳改犯才在远东铺设输油管道。”(第256页)蓝先生是一位细心的读者，他从《远离》里的“工程管理局局长身着军服”(第256页)一语得出结论：原来，《远离》是在把劳改当作自由的社会主义劳动啊!
西蒙诺夫在1966年为《车厢》作的序中，这样解释《远离》里面没有说出真相的原因：“因为那时公布真相根本不可能。”(第256页)但即使在1966年，有西蒙诺夫这样的文学高官撑腰，《车厢》还是不能发表。它的最终发表是在1988年。这时作者已经逝世二十年了。可见所谓五十年代起苏联文学界似乎已有一定自由度的说法并不准确。比较靠谱的是塔吉扬娜·托尔斯泰娅的说法：苏联文学，也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就是在领导允许的尺度内歌颂领导”。而所有不按领导允许的尺度歌颂领导的作品，更不用说描写生活的作品，是绝对享受不到一丁点儿自由度的。例如，在揭露斯大林个人迷信时发表的几部思想稍微解放一点的作品《解冻》、《不只是靠面包》、《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在发表后都受到了严厉批判，后来不仅苏联官方出版的苏联文学史教科书中对它们只字不提，就连在图书馆里也借不到这些书了。
关于领导的意图决定了作品和作家的命运的例子，在《那么远 那么近》中比比皆是：当高尔基的文学与社会活动与领导意图有抵触时，列宁会对他说：“如果您不走，我们将遣送您出去。”(第84页)斯大林喜欢不喜欢决定了文学家和艺术家的一生，“喜欢的可以获得斯大林奖金和各种称号。称号也是福利”(第7页)。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帕斯捷尔那克受到了迫害及全国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批评(我国的《译文》1958年第12期和《世界文学》1959年第1期就刊登有大量批判《日瓦格医生》及其作者的文章)，因为“苏斯洛夫认为，就意识形态而言，这(指《日瓦格医生》)是一本危险的书，因为书里说得太多了”(第61页)。另一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遭到苏共中央组织的批判和围剿，最后被驱逐出国，而其亲人也受到株连——妻子被开除公职，岳母被开除党籍(第13页)。被驱逐出国的还有另外一名后来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格罗斯曼那部被誉为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的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让苏斯洛夫大发雷霆，后者扬言《生活与命运》“两三百年之后也许能出版”(第114页)。仅《那么远 那么近》中提及的苏联时期迫害作家和查禁作品的事就有数十起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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