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柳宗元明确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韩愈一再说自己“修其辞以明其道”(《争臣论》)，“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答李秀才书》)，其主要目的，除了致力于建立儒家道统外，便是用“道”来充实文的内容，使文成为参预现实政治的强有力的舆论工具。柳宗元最初“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语书》)，将全副精力都投入到了更具实效性的政治改革运动中去，待到改革失败、被贬南荒之后，才不得已而主张以文来明其“道”。他说：“然而辅时及物之道，不可陈于今，则宜垂于后。”(同上)“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由此可见，出于相同的政治目的，韩、柳二人不约而同地走向了以文明道、反对不切实际的文体文风的路途。他们将文体文风的改革作为其政治实践的组成部分，赋予文以强烈的政治色彩和鲜明的现实品格，去其浮靡空洞而返归质实真切，创作了大量饱含政治激情、具有强烈针对性的感召力的古文杰作。李汉《昌黎先生集序》记载当时的情况是：“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但“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由此可见韩愈力倡古文宁为流俗所非也绝不改弦易辙的胆力和气魄。在这一过程中，韩愈还以文坛盟主的地位，对从事古文写作的人予以大力扶持和称赞，在他周围，聚集了张籍、李翱、李汉、皇甫湜、樊宗师、侯喜等一批古文作者，声势颇为强盛。柳宗元当时身在南方贬所，创作古文的声势和影响虽不及韩愈，却也不是默默无闻。据《旧唐书》本传载：“江岭间为进士者，不远数千里皆随宗元师法，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著述之盛，名动于时。”至此，由儒学复兴和政治改革所触发、以复古为新变的文体文风改革高潮便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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