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指统治者应主动重视“士”的社会地位，创造条件，发挥其积极作用，避免其消极作用。王船山认为，不应把希望寄托在“士”的“自贵”上，而应采取正确的方针使得“士贵”。而这一正确的方针应该是“贵士”、“养士”而不是“治士”。“古之王者，闻其养士也，未闻其治士也”（注：《宋论》。）。所谓“养士”，从根本上说，就是对“士”采取“扶进而导之以兴”的方针，在方法上则主要是：①兴办各种学校，为“士”提供受教育的场所，并为他们日后登进作准备。“学校者，国之教也，士之所步趋而进退也。”（注：《黄书·原极》，《黄书·宰制》，《黄书·大正》。）②在州县一级广设官位，为“士”的登进提供更多的途径和机会，以期能达到“育人材以体天成物，而天下以靖”（注：《宋论》。）的目的。所以，王船山很不赞成历史上的“省官”措施，认为它只对当下节约行政费用、减轻人民负担有利而对培养和擢举贤才、治国安邦的根本大计来说却是不利的。
集权与分权。
集权与分权，属政体问题，也是权力结构和权力分配问题。我国社会从夏朝建立奴隶制国家起，即面临如何处理集权与分权的矛盾这一重大问题，它主要包括中央朝廷中君权与相权（将权）的矛盾，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从夏朝始，历经殷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隋、唐，以迄宋、元、明、清，历代统治者都围绕着上述矛盾展开一系列尖锐残酷的斗争，呈现曲折的发展过程。总的趋势是以君权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不断扩大与加强，直到最后形成帝皇成一人独裁专制的封建中央集权制对于历史上集权与分权的矛盾，王船山进行了认真的考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的基本思想是：在维护君主集权的前提下，对宰相大臣实行必要的分权，在保证中央朝廷集权的前提下，对各级地方政府实行必要的分权。矛头所指，主要是皇帝一人专制独裁，同时也防止宰相擅权和地方分裂割据。为了阐明自己赞成中央集权的主张，王船山首先明确肯定郡县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他说：“郡县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注：《读通鉴论》卷一。）指出郡县制的根本优点就是能保证中央君主集权，天下统一，防止地方分裂割据。但是，王船山又坚决反对人们从“家天下”的私心出发
，藉口巩固中央君主集权而不信任宰相大臣，更不信任地方长官，将天下权力集中于中央，进而集中到皇帝一人手中，搞皇帝一人专制独裁。王船山尖锐指出：从历史上看，大凡搞皇帝一人独裁专制的都没有好下场。正是有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王船山设想建立一种既能防止君主一人专制独裁，又能防止宰相擅权和地方割据的合理的权力结构：从中央朝廷来说，他主张仿效隋文帝设“左右仆射”或唐高宗设“三公”的作法。指出这种作法的好处是，在保证君主集权的前提下，既可防止因只设一名宰相而可能引起的或是因宰相权力过大而导致擅权，或是因宰相政务过繁而终于渎职的弊病，“乃相臣以一人而代天子，则权下擅而事亦冗，而不给予治”（注：《读通鉴论》卷十九。）；又可防止因宰相设置过多，以致相互之间权限不清，职责不明，互相扯皮，互相推诿责任的弊病，“多置相而互相诿，则责不专，而同异竟起以相挠”（注：《读通鉴论》卷十九。）。至于相权与将权的关系，王船山则本着“文武固不可合”（注：《读通鉴论》卷五。）的原则，主张“相可使之御将而不可使为将”，而将则“不可分相之权”，“大将军”不可“总经纬之任”（注：《读通鉴论》卷五。），以免导致“授天下于外戚武臣之手”（注：《读通鉴论》卷五
。）的后果。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来说，王船山同样首先肯定中央集权是前提。他说：“郡县之天下，揽九州于一握”。这“一握”，既是君主之“握”，也是中央朝廷之“握”。君主通过中央朝廷礼、兵、刑、户、吏、工各部总揽天下大权。然而，他又强调指出，君主和中央朝廷总揽天下大权，决不应绕过各级地方政权的阶梯，不应任意侵夺地方长官的权力，而应通过自下而上按县、郡、州的政权阶梯“以绪相因”地、逐级将权力集中到中央朝廷，从而让各级地方政府都具有自己范围内的实权。否则，如果皇帝或上级长官打破这种权力结构和秩序，特别是皇帝直接下达命令于“编氓”，就不仅会因无视位居底层人民“识知事力情伪至不齐全”情况的复杂性而导致命令有错，而且会使得地方长官因感到自己没有实权而怠于政务，不负责任，这种“守令益旷”（注：《读通鉴论》卷十六。）的结果必定是“奸民益逞，懦民益困”，最后是“天下乱”，“国必亡”（注：《读通鉴论》卷十六。）。因此，王船山的结论是：在郡县制时代，皇帝和中央朝廷总揽天下之权必须实行层层“分统”之法，皇帝和中央朝廷“分期统于州”；州牧刺史“分其统于郡”；郡守“分其统于县”，总之“上统之则乱，分统之则治”（注：《读通鉴论》卷十六。）。
“分统”者，分权也。王船山是主张在中央集权的前提下实行地方分权，在地方分权的基础上实行中央集权的。
关于“民变”。
“民变”，从本质上说，是国内社会基本矛盾激化的表现，由于它最直接现实地威胁着统治者的生存，所以成为历代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关注的中心。或者说，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的一切政治观点和政治主张，从一个最主要的方面说，都是为防治“民变”服务的。王船山作为封建制度的代言人，在“民变”问题上，基本上是继承传统观点，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所发挥，甚至不乏精彩之笔，但在总体上则无新的突破。
从理论上看，王船山主要是继承传统的“民变”三论。这就是：“民变”可畏论；“官逼民反”论和“大逆不道”论。王船山是认为“民变”可畏的。他说：“张角起而汉裂，黄巢起而唐倾”（注：《读通鉴论》卷二十六。），就明白地告诉人们，“民变”之可畏就在于它足以促使一代封建王朝覆灭。然而他较之前辈深刻之处则在于进一步分析了“民变”导致一代封建王朝覆亡所经由的环节。王船山指出：尽管“民变”可畏，但历史上的“民变”乃至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却都没有也不可能直接取代某一封建王朝。这原因就在于农民起义虽能在一时“横行天下”，但终究不过是“流寇之雄”（注：《读通鉴论》卷二十七。），他们到处战斗，却“无尺地一民为其所据”（注：《读通鉴论》卷二十七。），没有任何根据地；特别是一旦取得巨大胜利便昏昏然“淫纵”无已，腐化堕落，因而农民起义最终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仅此而言，“民变”似乎并不可畏，而它之所以可畏是在于，起义将极大地损伤国家元气，从而激化统治集团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进而激化与外族的矛盾，导致外族入侵。“民变”正是通过加深和激化这两种矛盾而促使一代封建王朝覆灭的。王船山的这种分析显然是精彩的，它把传统的“民变”可畏论大大地深化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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