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像传统观点一样，王船山也持“官逼民反”论。即认为“民变”的发生主要是统治者实行严刑罚、重赋敛、“渴泽而渔”的政策的结果。而王船山的新论证则在于更深入地指出，有的时候，即使是皇帝未必十分昏庸腐朽，正常的赋税未必奇重，统治集团内部也未出现严重的分裂和叛乱，没有外族入侵，甚至没有出现大的自然灾害，仅仅是因为朝廷对下吏管治不当，致使下吏欺上压下，贪贿横行，也会召致“官逼民反”。按王船山的说法就是：“君愈疑，臣愈诈，治象愈饰，奸蔽愈滋，小节愈严，大贪愈纵，天子以综核御大臣，大臣以综核循有司，有司以综核御百姓，而弄法饰非者骄以玩，扑愿自保者罹于凶，民安得不饥寒而攘臂以起哉！”（注：《读通鉴论》卷二十六。）王船山更是坚持“大逆不道”论的。为了说明这一观点，他从理论上提出“君子与小人之辨”和“庶民禽兽论”加以论证。荒谬地认为，君子与小人，实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别是人与禽兽的区别。“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君子存之，则小人去之矣”（注：《误解》。）；并认为这种区别的形成是自然界“二气五行博合灵妙”的结果，因而是不可更改的；由此进而得出的逻辑便是，君子统治小人，统治者剥削庶民百姓乃是天经地义、无可非议的事情。王船山尖锐批判
有人认为统治者剥削庶民百姓是刮削“民脂民膏”的观点，抨击“民脂民膏”说是否定君主、否定官吏、否定管理教化，使“人道夷于禽兽”的“谬论”（注：《宋论》。）；更猛烈地攻击庶民百姓因饥寒所迫起来造反是紊乱纲常，导致“礼教凌迟”、“人道永灭”的大逆不道（注：《读通鉴论》卷十四。），必须坚决加以剿灭之。正是基于上述三论，王船山提出了一系列防治“民变”的方略，概言之就是：在“民变”发生之前，统治者应从“公天下”和重民思想出发，实行“严以治吏，宽以养民”的方针和政策，决不可搞“竭泽而渔”，对人民实行无限度的悛削，以尽可能防止“民变”的发生。在“民变”发生之后，尤其是出现了农民起义之时，统治者则必须当机立断，“大举天下之兵以临之”，坚决予以武力镇压，决不可心慈手软。在暴力镇压的过程中，对敢于顽强抵抗而被打败的起义军，必须“歼其渠魁而籍其党与，以为边关之戍卒”（注：《读通鉴论》卷八。）；对因接受招安而投降的起义军也要实行“歼其魁”、“赦其余党”的政策，且对被赦的“余党”亦不可“予以降之名”，以免提高其身价，产生“不好”的社会影响。王船山强调指出，对农民起义实行招抚政策是可以的，但招抚必须以暴力镇压为前提。“故欲抚群盗者，必
先之以剿，而群盗之欲降也，抑先战胜而后从”（注：《宋论》。）。
关于华夷之辨。
“华夷之辨”在中国古代实际上是以汉民族为中心的封建帝国对“外”关系问题。它曾给历代汉族统治者带来极大的困扰。主要是由于利益的需要，同时也由于历史的经济发展和地理条件的原因，古代汉族统治者及其思想家们形成了一种“华夏中心论”的传统观点。即认为九州之内，只有汉民族才是中心，才可以统治天下，其它民族只能处于臣服的地位。而其它民族，特别是拥有一定军事实力的关外少数民族则不甘忍受汉民族统治者的蔑视和欺凌，加以他们的统治者也怀有进掠中原的野心，于是便形成历史上连绵不断的民族冲突，直至爆发大规模的民族战争。历史上也曾有过许多关于汉民族与关外少数民族和亲的佳话，但对汉民族统治者来说，那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远交而近攻”、“缓辔羁縻”之策（注：《旧唐书·北狄传》。），它仍是以“华夏中心论”为前提的。
在华“夷”关系上，王船山的基本思想是继承和强化传统的“华夏中心论”的。他把它概括、上升为“华夷之辨”，视之为又一个“天下之大防”，并从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对之进行论证。王船山认为：人与万物一样，都由阴阳二气化变而成，但同样是人，由于他们所秉受的气并不一样，所以他们的“性”也不相同。一般地说，人如果秉受的是阴气为主，就会成为女子、小人或“夷狄”；相反，如果秉受的是阳气为主，则为男人、君子或华夏民族。而“夷狄”之所以秉受阴气为主，又是由他们所处的地域所致。在王船山看来，“夷狄”多为“塞外荒远控弦之族”，他们秉受的阴气甚重，因而在“性”与“习”，进而在文化道德素养方面与身居内地的汉族都有重大差别。王船山就是这样以哲学气化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来论证汉族优越于“夷狄”，以及前者统治后者的“必然”性、“合理”性和“永恒”性的。正是从这一唯心史观的错误理论出发，王船山要求汉族人民，主要是汉族统治者坚持“华夷之辨”，与“夷狄”严格划清界线。即：第一，坚持汉民族在九州之内的统治，不容许“夷狄”入主中原。王船山认为这是一条超越于“王道之三纲”的“古今天下之通义”，是最主要的“天下之大防”。第二，不与“夷狄”和亲和通婚，以免生下
的后代“＠③戾如其父，慧巧如其母”（注：《读通鉴论》卷二十三。），污染了汉族的种类，带来无穷的后患。第三，华“夷”不应杂居。这既是为了防止由此而引起的“风俗以蛊，婚姻以乱，服食以淫”（注：《读通鉴论》卷六。），以致败坏社会风气，也是为了防止因此而给予“夷狄”以乘隙兴乱的条件。为了坚持华“夷”之“大防”，王船山还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了一系列制“夷”之策。这主要是：①汉族统治者首先应坚持“尔不我虞，我不尔侵，各安其所”（注：《读通鉴论》卷七。）的原则，争取华“夷”和平共处。王船山熟读史书，认为历史上出现“夷狄”入侵，大多是由汉族统治者自己挑起的，是由于汉族的贪官、佞臣们出于“贪其利”、“贪其功”，且“不知厌足”，首先侵犯别人引起的。因此，要防止“夷狄”入侵，就必须克服这种“贪利”、“贪功”之心，关闭关隘。②在一旦发生“夷狄”入侵之后，则须按照“顺则远之，暴则惩之”（注：《读通鉴论》卷七。）的原则，实行战和并用，以战为主；德威并举，以威为基的坚决方针。在战略上必须坚决征服之，不可讲仁慈信义；在策略上则必须实行全面的战和并用的方针，而又须立足于战。只有“战”，才谈得上“和”。“和”也只是一种羁縻、缓冲之策，归根到底
是为了更好地“战”。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王船山的华夏中心论是建立在哲学气化论和地理环境决定论基础之上的，只要他没有改变这个基本理论，就很难改变他对待“夷狄”的大汉族主义态度，把握了这一点，也就可以理解他直到晚年之时，仍念念不忘反清复明之事，仍坚持以“明朝遗臣”自居的深刻思想根源。有的论者摘取一些个别的现象，不加认真分析便断言王船山的民族观有一个从“早年汉族的爱国主义”发展为晚年“出于整个中华民族立场的爱国主义”的转变过程，那是缺乏充分根据的。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契的上半部下加糸
＠②原字为品下加山
＠③原字为马右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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