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时期，文献典籍“皆官府藏而世守之，民间无有”。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兵学典籍系由官方统一编纂，专职传授，而非个人的创作。这类文献泛称为“司马兵法”，亦即司马之官治军用兵法典法令的总称，作为类名，它不是某部军事典籍的专指。先秦时期一切官方军事文书(法规、条令、条例)都属于“古司马兵法”的逻辑组成部分。这些文献内容十分丰富，流传颇为广泛，至少在两汉时期，人们还能看到其中一部分零散材料，并为它所包含的军事理论原则、阵法战法要领、训练编制纲目之丰富和深刻而赞叹不已：“余读《司马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亦少褒矣。”(《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这些文献经刘向、任宏、刘歆等人的辑汇整理，以“司马法”之名列入《七略》中，入“兵权谋家”，班固撰作《汉书·艺文志》时，考虑到它的“军礼”“军法”属性，改为列入“六艺略”之“礼”部，称“军礼司马法”，其篇数是“百五十五篇”。应该说，这是“古司马兵法”在汉代存世状况的大体反映。尽管汉代所流传的“古司马兵法”已经渗入了春秋后期和战国年间的不少兵家言辞，并不再是纯粹的上古原始军事法规、条令条例材料之汇集了，但其主体内容为西周礼乐文明笼罩下的“军礼”构成，当是毋庸置疑的。换言之，西周时的“古司马兵法”，实乃当时言兵之“成宪”或“典志”。从这个意义上讲，西周军事思想可以理解为“古司马兵法”笼括下的兵学。
至于“古司马兵法”阶段的军事思想，其主要特点是在战争观、治军理论、作战指导思想原则上，充分反映和贯彻“军礼”的基本精神，“其言大抵据道依德，本仁祖义，三代军政之遗规，犹藉存什一于千百。盖其时去古未远，先王旧典，未尽无征，掇拾成编，亦汉文博士追述《王制》之类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兵家类”《司马法》)故其积极提倡“以礼为固，以仁为胜”;“贤王制礼乐法度，乃作五刑，兴甲兵不讨不义”;主张行“九伐之法”，“不加丧，不因凶”;强调“不鼓不成列”，“不杀黄口，不获二毛”;贵“偏战”而贱“诈战”，“偏，一面也。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所有这些，正是《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所指出的古典礼乐文明时期战争活动的基本性质与主要特征：“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
南宋人郑友贤在其《孙子十家注遗说并序》中，曾就《司马法》与《孙子兵法》的各自特点作过扼要的比较：“《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则权，孙武以分合为变。”由此看来，作为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成熟兵学之前的酝酿、过渡阶段，“古司马兵法”是不可逾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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