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是为高中学生提供的“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学习参考资料，为充实高中学生文学知识有一定的帮助，下面请看具体内容：
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有多个源头。有人说古代的神话传说是源头，有人以为《诗经》中的叙事诗是源头，有人指出《庄子》、《韩非子》、《列子》里面的寓言是源头，还有人说志怪小说才算得上是源头，更多的人则认为千古叙事文学之源头当推《史记》。看来，中国古代的子书、史书，记录神话的书，再加上口头传说，都可以看作中国叙事文学的源头。中国叙事文学的产生应该是多源头，而不是单源头。但源头与起点不同。《左传》才是中国叙事文学的真正起点与开篇。在《左传》之前的《春秋经》虽记事，但没有“情节”;《诗经》中也有叙事的篇章，但那是在“歌唱”故事，重点在抒情，是抒情文学的一种，不能算叙事文学。寓言则注重背后的理，很难称为叙事文学。真正具有叙事文学要素的是《左传》。
关于叙事文学的要素，西方的叙事学对此有各种各样的看法。这里我只想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实际情况做点考察。我的考察是这样：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要素有三点：即情节(讲什么)——演进(怎么讲)——视角(谁讲)。第一是情节，情节是叙事文学的内容，即讲什么。诚然，叙事文学就是通过事件的展开来讲故事，但所讲的故事能不能成为叙事文学的一个要素呢?这就要看故事所展开的事件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即故事的情节化。如果讲一些看不出联系的孤立事件，那么这故事还不能构成情节。20世纪英国作家福斯特曾把“故事”和“情节”作了比较，说：“‘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死去’，便是故事;而‘国王死了，不久王后因伤心而死’则是情节。”[1](P75)“国王死了，不久王后也死了”，这不过是两个偶然事件排列在一起，本身不包含文学意义。但“国王死了，王后因伤心而死”，就把两个事件用因果关系联系起来，就获得了文学意义。因此，对于叙事文学来说，情节比偶然的故事排列更具有文学意义。难怪亚里士多德不但指出悲剧的六要素(情节、性格、言词、“思想”、“形象”、歌曲)，而且认为六要素中“最重要的是情节，即事件的安排”，“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2](P21，23)。就中国文学传统而言，注重整体的观念反映到叙事文学上面，就必然重视故事中事件的联系，这样才能使读者知道“前因后果”，才会获得意义的启迪。第二是演进，情节在文本中如何发展，如何把在某个空间里面发生的事件，放到一定的时间秩序中来叙述，这对叙事文学来说也是一个基本要素。中国文化使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演进带有明显的中华民族特色。第三是视角，即这情节由谁来讲，采用一个怎样的视点来讲，这也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所不可缺少的要素。
一、《左传》的“故事情节化”
为什么说《春秋经》不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起点，而说《左传》才是起点?道理就在于《春秋经》只是单纯的事件排列，没有或基本没有揭示事件之间或事件内部的因果关系，即没有情节化。例如按照《春秋经》隐公元年，作者排列了“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冬十有二月，祭伯来”、“公子益师卒”[3](P5—8)。这是鲁国的史官对于鲁隐公元年的记事。这里有事件，但无论是事件之间还是事件内部，都没有揭示其因果关系。这样从文学角度说，就是没有意义的。《春秋经》虽然叙事但不是叙事文学，原因是没有情节。但解释《春秋经》的《左传》就不同了。它不但把事件的具体情况加以展开，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事件之间或事件内部的因果关系。如以《春秋经》鲁隐公元年的一个事件“郑伯克段于鄢”为纲，《左传》所写“郑伯克段于鄢”，不但把这个事件具体化，更重要的通过揭示因果关系而情节化。如姜氏生了庄公和共叔段两个儿子，可为什么不喜欢庄公而喜欢共叔段，多次要武公立共叔段?《左传》作者回答说，这是因为“庄公寤生，惊姜氏”之故。共叔段是庄公的亲弟弟，庄公不为他的兄弟着想，一味放纵他，闹到共叔段一再违制，最终要造反，这时候竟然下狠手把他的弟弟收拾了，这是为什么?《左传》写道：“书曰：‘郑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称郑伯，讥失教也;谓之郑志。不言出奔，难之也。”[3](P14)这种对于《春秋经》“郑伯克段于鄢”写法的解释，从文学上，并不是很高明的，但其用意在于回答上面的问题，使事件内部的因果关系昭示出来，使故事情节化。就是说，哥哥攻打亲兄弟，是因为弟弟太放肆，哥哥又太阴险，终于闹成兄弟骨肉之间自相残杀。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强调“故事情节化”，最早就是从《左传》开始的。可以说《左传》把通过揭示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使故事情节化，不论从大处的宏观的角度，还是从细处的微观的角度，都十分重视因果关系的揭示。
如晋文公的兴起和称霸的故事，这是《左传》中的重大事件。作者写他在流亡各国中所受到的礼遇和非礼之遇，接着写“晋楚城濮之战”。那么，晋文公重耳为何能获得城濮之战的胜利，成为五霸中势力较强的一霸?《左传》在描写晋楚城濮之战之前，就先讲战事是由楚国围宋、宋求救于晋开始的。这时候作者通过回叙，说晋公子重耳经过19年的流亡，回国获得君位。仅过了两年，就想用兵。子犯晓之以理，提出先要教导民要“知义”、“知信”、“知理”，然后才能获得民心，形成力量，最后才可用兵。晋文公重耳一一照办，终于富国强兵，这才能在晋楚城濮之战中获得胜利，奠定了称霸的基业。这就给整个城濮之战晋国用兵取胜从原因上作出了一个整体的解说。或者说，就是给城濮之战这个关系到战国新局面形成的故事注入了情节的因素。值得指出的是，《左传》为了强调晋文公重耳终成霸业的原因，还两次借对手楚成王之嘴作出解释。第一次是在“重耳出亡始末”中，重耳到了楚国，楚臣子玉要杀重耳。楚成王不同意，说：“晋公子广而俭，文而有理。其从者肃而宽，忠而能力。晋侯无亲，外内恶之。吾闻姬姓唐叔之后，其后衰者也，其将由晋公子乎!天将兴之，谁能废之?违天，必有大咎。”[3](P409)第二次是在城濮之战进行过程中，楚成王在晋文公退避三舍之后，感到了晋国军队的压力，他退入自己管辖之地，又命令申叔离开穀，子玉离开宋，并说：“无从晋师!晋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晋国。险阻艰难，备尝之矣;民之情伪，尽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废乎?军志曰：‘允当则归。’又曰：‘知难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敌。’此三志者，晋之谓矣。”[3](P456)楚成王的这两次分析，似乎是在关键时刻，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实际上是作者有意用对手的分析从宏观上说明晋文公兴起和称霸的大背景和根本原因，这里的因果关系是作者着力之笔，不可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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