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对比：我国制造业虽已名列世界第四，但总体规模相当于一些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承接的基本上是国际分工中的劳动密集部分，增殖有限，效率较低……
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同样的配件，国内企业组装的手表却达不到瑞士产品的质量：国内组装的汽车与原装车还是有差距……
我国的火箭技术是世界一流的，但20世纪90年代几次发射失败，主要原因不是设计问题，而是制造问题。原来是火箭发动机的焊接点承受不了上天后的高压，是技师研究解决了这个难题，从而保证了卫星成功上天。我国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研制成功是世界级尖端技术的突破，其谱仪线圈为世界最大的线圈之一，在许多科研单位无法制作的情况下，也是由工人技师大胆创新，在短时间内将其制作成功的。
杭州汽轮机厂需要260名数控技工，参加10多场招聘会，月薪提到6000元，还招不到合适人选。目前我国仅数控机床的操作工就短缺60万人。我国高级技工占技工总数的比例只有3.5%，与发达国家40%的比例相差甚远。广州对80家企业的专项调查表明，真正受过正规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技术工人只有27.7%。
在上海，高级技工仅占0.9%，中级技工占45%，这很难适应上海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样，在我国各类企业中，大批新增劳动力未经任何职业教育和培训就上岗操作，这部分人要占到新增劳动力总数的30%。
（《中华工商时报》2002年7月31日 尹鸿祝、李术峰）
【“北大才子卖肉”与“文凭崇拜”】
陆步轩的经历经媒体传开后，北大、才子、卖肉这一个个反差强烈的关键词激动着舆论的每一根神经，“社会人才浪费”的药方立刻被开了出来：国家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培养大学生，他却在从事知识含量不高的劳动，显然是一种浪费；也有人把矛头指向政府：服务型政府应该做好对人才的服务，创建一个人才发展的平台，促成人才流动让人尽其才。
笔者以为，公众对“北大才子街头卖肉”新闻的这般惊诧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凭崇拜”。是不是北大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都是“人中之极品”？是不是政府要为北大毕业生找到好工作才算是成功的政府，才算是不失职的政府？这恰恰与时下社会人才使用中企业与个人双向选择的理念相悖，与政府“不再以强制的手段干扰人才使用”的政策相左。
在今天社会大环境下，北大出来的人没有找到好的工作以致“沦落”街头卖肉，反而恰恰说明了社会人才使用制度中双向选择的纯净度越来越高，企业与个人都越来越理性和成熟。
企业的理性在于，没有因为陆步轩有一张北大的文凭就“收归门下”，而是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和陆步轩的个人能力进行了理性的选择，在文凭与实用之中选择了后者；而陆步轩的理性在于，没有因为自己是北大毕业的，就放不下架子，也没有因找不到好的工作就在委屈中愤世嫉俗。他选择了在别人看来“低贱”得与自身身份不符的职业：当街卖肉，以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承担“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责任。敬佩之余，我们更应该尊重他个人的选择。
——2003年7月29日《工人日报》 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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