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研究语言起源究竟应该如何着手呢?
徐文堪：我觉得，语言起源问题需要从文化和生物两个方面研究，这就需要跨学科的研究，不然很难讲清楚。过去我们可能比较忽视语言的生物学基础，这一点通过现在的研究就比较清楚了。所以，现在包括乔姆斯基在内的一些学者，提倡生物语言学(Biolinguistics)的研究。大概在2001年到2002年间，就有报道说发现了跟语言相关的基因FOXP2。这个基因问题我想不详说了，语言这么复杂的事物，当然不可能只由单个基因决定，但是语言和基因两者是有联系的，从这可以看到，语言的演化和基因的演化有关。做语言起源研究的时候，有多种方法，比如对灵长类动物进行观察研究，国外此类研究比较多;又比如，对婴儿语言习得进行研究;现在还可以借助很多新的技术手段，比如功能性核磁共振，最近媒体也有报道，通过核磁共振看人类想读一个词语时的脑部活动;还有就是刚刚讲到的通过计算机建立模型对语言演化过程进行模拟。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欧洲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人什么时候具有语言能力，上限在什么时候，现在还说不清楚。有的人认为可能在直立人的时候，有的认为在能人的时候。我个人认为，这样一种能力的萌芽，可能在三四十万年前，但也不会太早，我们知道的北京人，过去称为中国猿人，实际上应该称直立人，可能就没有语言能力。真正具有比较完备的语言能力，可能要在智人形成以后，离现在也不过几万年，有的说五万年，有的说十万年。根据现在的解剖学研究或生理学研究，在智人产生之前，尼安德特人也可能具有一定的语言能力。
关于语言形成的问题，我们还要注意到，随着现代人从非洲迁徙分布到全球以后，世界上不同地区的语言互相接触、互相影响，也会形成新的语言。上海有所谓的洋泾浜英语，也就是外语在本族语影响下产生了变种。其实，这种情况不光是上海有，在比上海更早的通商口岸，比如广州也有这个现象。这种现象称为皮钦语(Pidgin)，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现在就有所谓中国式英语，比如PeopleMountainPeopleSea。如果在皮钦语的基础上，把本地语和外来语结合起来，就会形成一种混合语，这种混合语约定俗成以后，就叫它“克里奥尔语”(CreoleLanguage)。世界上有不少语言就是这样形成的。例如我国四川甘孜藏区有一种特殊语言叫倒话。两百多年前，有一批清兵被派往今天甘孜州雅江县河口镇镇守，汉族船夫也被征来经营渡口，他们逐渐与当地人通婚，世代居住，繁衍成为如今说倒话的居民。倒话最主要的特点在于：词汇主要来自汉语，但语法结构上又与藏语语序和语法范畴有高度同构关系。所以，倒话是一种汉藏混合语。
至于语言是在什么地方产生的，因为直立人也好，智人也好，都是从非洲走出去的，所以现在认为非洲是语言的故乡的学者要多一些，但这也不是定论。
最近《文汇报》的一篇报道说，复旦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如果全世界的语言有一个扩散中心，这个中心最有可能在亚洲里海南岸，与传说中“通天塔”的位置不谋而合。
徐文堪：这个情况，我想稍微做一些介绍。今年2月10日，复旦现代人类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李辉教授课题组与中文系的陶寰副教授合作，在《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在此之前，新西兰有一位名叫阿特金森(Q.D.Atkinson)的学者，他2006年在新西兰的奥克兰大学心理学系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到英国牛津大学还有其他一些大学做了三年研究，现在是奥克兰大学心理学系的高级讲师。他研究的范围是比较广的，他本人并不是语言学家，但2003年就和他的老师，一位叫格雷(RussellGray)的学者合写了一篇讨论印欧语系的文章，在《自然》(Nature)杂志发表。我们知道，两百年来，对印欧语系的研究已经很深入了，阿特金森和格雷用一种新的随机统计的方法研究印欧语的故乡和它的各支语言分化的年代。他们得出结论，印欧语系的年代距今已有八千五百年左右，起源地点可能是在安纳托利亚，属于今天的土耳其。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很多关注，引用率非常高。到2005年、2006年的时候，这两位学者又对方法做了一些改进，同时，除了对印欧语进行研究，也研究了其他一些语言。大家知道，新西兰属于大洋洲，他们对大洋洲、对东南亚的语言，都比较关注。他们研究的就是南岛语系(Austronesianfamily)的语言，从台湾到非洲的马达加斯加岛、美洲的复活节岛，都说这种语言，这也是一个大的语系。他们也建立了一个语料库，研究非洲的班图语。后来阿特金森也研究其他问题，比如宗教的起源等，但他主要还是关注认知领域。2011年4月15日，阿特金森在《科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主要是通过对全球五百多种的语言音素进行分析，建立模型，推断人类最早的语言产生于非洲。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也引起了不少关注，很多媒体进行了报道。
李辉教授的专业好像不是语言学，而是生命科学?
徐文堪：复旦生科院的李辉博士虽然专业不是语言学，但他对这个问题确实关注了很久。在2008年的《现代人类学通讯》上，李辉发表过一篇《人类语言基本元音体系的多样性分析》，提出把音位转化为数字，世界语言的元音音系的多样性，可以用遗传学中的线粒体多样性的网络分析方法进行分析。这个课题组做了大量的统计和分析，去年也投了一篇文章给《科学》，今年《科学》刊载了他们针对阿特金森观点的文章，主要是和阿特金森商榷，也就是不赞同阿特金森的观点。文章不是作为论文，而是作为评注刊登的。同时刊登的有三篇评注，其中一篇是两位美国学者写的，一篇是在德国和荷兰工作的学者写的，再有就是李辉、陶寰他们的文章;这篇文章还有两位作者是王传超、丁琦亮，李辉是通讯作者;最后，刊登了阿特金森的回应。《科学》在同一期发表四篇文章，实在非同寻常，可见对此十分重视。李辉等人得出的结论是，语言演化如果有一个中心，应该是在里海南岸——这是媒体报道的说法，文章里说是在中亚。这些年轻学人，花了很长的时间，用了很大的精力，对这么一个前沿问题进行探讨，这是很好的。阿特金森自己也对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表示欢迎，但他认为这些还不足以推翻他的结论——用他的术语来说，叫作系列奠基者效应，指的是从非洲开始，离起源地远，语音就趋向简化，换句话说，语言在发源地非洲音素非常复杂，越远就越简单。实际上，在阿特金森的文章发表以后，有一些专业语言学家也在专业刊物上和他商榷。这些不同意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认为他的方法本身有问题，另一类则认为，方法本身大体可行，但材料处理存在一些瑕疵，得出结论过程中的一些推断也是有问题的。李辉博士他们的工作我想可能是属于后一类，并不完全否定阿特金森的研究路径，但是用的材料更加精细。德国有个很大的科学研究机构叫马克斯-普朗克学会，它有一个进化人类学研究所，其下有一个语言学学部，这个学部编了一部《世界语言结构图册》，既有牛津大学出版社2005年的纸质本，也有网上的电子版，书中收罗了世界很多语言，对它们的语法、形态、词汇做了分析。阿特金森和李辉他们都参考了这部书，但是李辉团队也做了不少工作，搜集了不少材料。现在这个讨论还在继续。3月1日出版的《科学》又发表了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三位学者的一篇评注和阿特金森的回应。我个人希望，李辉博士他们能继续把这个课题做下去，做得更深、更细，也希望他们能和国外有更多的交流。3月份在京都就有一个语言演化的国际会议，阿特金森的老师格雷是要做大会报告的，其中肯定也会谈到这方面的问题。实际上，这个会议也有华裔学者参加，香港大学一位叫作龚涛的年轻学者就要作特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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