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提到，李辉他们用于语言学研究的材料更加精细了，这些材料是如何获取和积累的?
徐文堪：他们参考了有关文献，也进行了大量的统计和计算。实际上，现在做关于语言起源和演化的研究，还要仰仗于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发现。顺带一提，《文汇报》登的关于李辉博士的报道中提到有这么一句话：“课题组最终发现，人类语言起源于中东里海南岸，而这一地点位置与传说中的‘通天塔’的位置不谋而合，也是黑格尔在1863年《自然创造史》中所描述的现代人类种群扩散的地点。”这里说的“黑格尔”实际上是德国学者海克尔。毛泽东对海克尔是很有兴趣的。说来也巧，2月18日《文汇报》登了一篇《马君武与〈宇宙之谜〉》，《宇宙之谜》的作者就是海克尔。马君武没有全译《宇宙之谜》，译出来的部分登在当时的刊物上，青年毛泽东读到了。海克尔是一个很有名的生物学家，贡献很大，他是德国最早的进化论者。他的书除了马君武译过，刘文典等人也译过(《上海书评》曾于2008年7月13日、10月12日、10月26日刊发过高山杉、袁志英关于海克尔的介绍。——编者)。因为毛泽东对《宇宙之谜》有兴趣，1974年、1975年左右，作为一个政治任务，一些搞德语的老师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了，足足印了四十多万册，也送给毛泽东看了。为什么要翻译呢?毛泽东在接见施特劳斯时说：有四个德国人对我的世界观形成有重要影响。前三个是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这大家都知道，但最后一个是海克尔，翻译不知道是谁，还是译成了“黑格尔”。德国人很奇怪，为什么要把“黑格尔”说两遍呢?毛泽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摆手示意不对，在座的一位读过这部书的苏联问题专家才会过意来。海克尔写的书非常多，《宇宙之谜》是他的代表作;“通天塔”这篇报道里提到的《自然创造史》是一部科普著作，影响也相当大。海克尔是进化论者，他认为任何物种都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不断地变化，不断地消亡。毛泽东从他那儿得到了不小的启发，“不断革命”的思想事实上是受海克尔的影响。1967年，毛泽东在和刘少奇的最后一次谈话中，对刘说要好好学习，推荐了三本书，一本是《淮南子》，一本是费尔巴哈的书，还有一本就是海克尔的书，但究竟是哪一本，现在也很难说了，有人说就是《宇宙之谜》，所以“文革”后期这本书被大量印刷。我查了一下，这里提到的《自然创造史》，马君武也有一个译本，倒是全译本，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实际上，海克尔的思想很有影响，他认为人类起源地是在亚洲，具体在印度洋、东南亚一带。我们知道，印度尼西亚曾是荷兰的殖民地，有一位叫作杜布瓦的荷兰学者看了海克尔的书，决心到东南亚寻找人的祖先，要把缺失的一环给补上。为了到印度尼西亚去，杜布瓦读了医学院，不惜签订八年的合同，到印尼去做军医。他在印尼找到了几件猿人的化石，把化石带回了欧洲。但欧洲人看到他的化石，并不相信，认为是猿的化石。杜布瓦是很执著的，依然认为这是猿人的化石。到了后来，北京周口店也有化石发现，1936年，有一个比杜布瓦年轻的、叫作孔尼华的德国人类学家到印尼去发掘化石，也有发现。孔尼华认为，他所发现的材料肯定是人，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叫作直立人——这个术语就是杜布瓦定的。根据孔尼华和魏登瑞的合作研究，这些化石已经是人，而不是猿了，但杜布瓦依然坚持认为这是猿人。从这件事可以看到，从事研究是需要一代又一代人努力的。最近我还看到，在印尼工作的美国学者乔昆(R.L.Ciochon)等去年在《人类进化学报》上发表论文，介绍新发现的一百五十万年前的爪哇人的化石。有一本书《龙骨山：冰河时代的直立人传奇》就是他和另一位学者合写的，复旦的陈淳老师和他的学生译了出来，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这些材料都有助于从考古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来说明语言起源问题，材料是越来越多了，慢慢可以取得比以前更加深入的认识。
刚刚您谈的是语言起源问题，语言起源是在离我们比较遥远的史前时代，而文字的产生只有几千年历史。我们如何释读古代的语文?
徐文堪：古代语文的释读也是很引起人们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要释读中国古代的文字，如甲骨文、金文等，有一个前提，就是按照汉字的规律来释读。其他中国境内发现的少数民族语文，如西夏文、契丹文、女真文等文字，记录的就不是汉语了，但由于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还是汉字的衍生文字，还是汉字那种方块字的形式。在释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最开始我们也是不认识的，但因为汉文化的影响，其中有不少与汉文化相关的内容，如年号、帝王称号等，肯定是依照汉文化的习惯。这些来自汉语的借词可以作为突破口，把这些专名辨认出来，整个文献也就慢慢可以通读了。有的时候还有汉语和少数民族语文对照的材料，西夏人自己就编过《番汉合时掌中珠》这一类词典，也是按照中国传统汉文词典那种方式来编纂的，从中可以得到很多线索，我们可以用这种办法来通读少数民族语文。
事实上，要解读一种未知的文字，和解读一种以前不知道的语言，这两者是有区别的。比方说，我们要解读甲骨文，是在肯定它是汉语的前提下、按照汉语的方式来解读。如果说记录的根本就不是汉语，那可能就困难得多了，因为没有什么线索。刚才举的契丹、女真、西夏等少数民族文字都属于汉字这个系统，西南和南方有些少数民族还有越南也模仿汉字造了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字，越南有喃字，壮族有古壮字，还有白族的白文等等，都是汉字系统的。云南纳西族很著名的东巴文，不属于汉字系统，留下的写本很多，大约始于南宋，但到近现代当地仍有人能读。至于新疆，也就是古代狭义的西域，有很多语文都不是汉字系统的。我们知道，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有很多外国的探险队、考古队到中国新疆、敦煌活动，他们发现了大量各种语文的文献，当然其中最多的是汉文的，其次是藏文的，还有其他许多语文的文献，如突厥文、中古伊朗语、吐火罗语的文书。新疆发现的语种就特别多，当时去的，英国有斯坦因，法国有伯希和，俄国有奥登堡，日本有受大谷光瑞派遣的橘瑞超，瑞典有斯文·赫定，德国有勒柯克和格伦维德尔，这些大家都是耳熟能详的。德国获得的非汉文文书实际上是最多的，有几万件，现在主要藏在柏林。当时他们统计，说是有十七种语言、二十四种文字;如果现在更精确地统计的话，可能还不止这个数字。这说明，丝绸之路的这个地方确实是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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