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通过怎样的方法来破译解读这么多古代语文呢?
徐文堪：这里有两种情况。有的语言是原来知道的，但可能文字不认识;也可能有的文字是认识的，但所记录的语言不认识。
比方说，记录古代突厥文的突厥碑铭在现在的外蒙古、叶尼塞河流域、中亚，一直到东欧等地，都有发现，碑上的文字是所谓如尼文，文字是不认识的，但语言肯定是突厥语。十九世纪末俄国、芬兰的学者在蒙古发现古突厥文之后，不少学者都在想办法解读，最后成功解读的是一位名叫汤姆森的丹麦学者。汤姆森是怎么解读的呢?我们知道，有关古代突厥人的汉文记载有不少，比如突厥首领的名字等。这个突厥碑也有汉文，但汉文内容和突厥文不一样。汤姆森先读出了一个人的名字，叫“阙特勤”。接着他又读出了“突厥”这个族称，以及突厥语的词“腾格里”——意思是天。汤姆森本就是个很有经验的语言学家，以此为线索，再看碑的行款，慢慢地梳理，就迎刃而解，把碑文读出来了。再举个季羡林先生的例子。季先生在德国学过吐火罗语。虽然过去人们不知道存在这种语言，但写吐火罗语的字是印度的婆罗迷字，也就是说文字是认识的，只是文字所记录的吐火罗语这种语言人们不知道。德国学者在读吐火罗语的时候，一来文字是认识的，二来大部分内容是佛经——如果是佛经的话，一定有很多的梵文借词，这是很容易辨认的。一个有经验的印欧语言学家接触了这些材料后，以梵文、佛经中的内容为线索，大致就可以读出吐火罗语文书的内容。接下来还可以通过与其他印欧语言对比，慢慢弄懂吐火罗语的词汇和语法。季羡林先生的老师西克(E.Sieg)先生就是通过这种办法成功地解读吐火罗语的。释读古代语文，方法大体就是这样，从已知到未知，寻找突破口。
这方面最著名的例子是商博良解读古埃及的罗塞塔石碑。商博良所解读的，是公元前196年的一块三体石碑，上面有两种字体的古埃及语，还有一种是古希腊文，可以用来对勘。而且古代埃及语言也有遗留，埃及居民虽然以信伊斯兰教为主，但也有说科普特语的基督教徒，实际上，科普特语和古代埃及语是有关的。这样，罗塞塔石碑就被商博良读出来了。再要深入研究，就要把古代文字所记录的语言的语音、语法搞清楚，能够编出语法书和词典来。我们现在读西夏文，内容固然是可以了解了，但还要构拟语音，要看西夏语究竟属于汉藏语的哪个语族，过去说是与现代的彝语比较接近，根据新的研究，可能跟四川一带的羌语更接近，羌语支中还有一种语言叫木雅语，说这种语言的木雅人现在属藏族，可能与西夏人有关，但还不能确定。总之，要搞清楚它在相关语言中的系属，和其他语言进行比较，这就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了。我们现在对西夏文的释读研究，还没有完全做到这一步。
对有些语文的释读，似乎到现在仍没有一致公认的结论?
徐文堪：这是因为比较难找到突破口，没有什么对比的材料，读起来比较困难。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古代印度河流域的文明也留下了不少铭文、印章一类的古物，一百年来不断有人在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公认的结论。第一个原因是，记录的语言究竟是什么不清楚。它肯定不是梵语，那个时候，雅利安人还没有来到印度。那是什么人呢?有人说，是南印度的达罗毗荼人。有一些印度的和其他国家的学者就按照达罗毗荼语来解读，也发表了很多著作。2009年在《科学》上就发表了几位学者的文章，他们肯定这种文字记录的语言是达罗毗荼语。他们也用了计算机科学的方法，拿来和其他语言，包括程序语言做比较。还有一位很有名的芬兰学者也赞成这个观点。这是一种意见。有一位美国的印度学家，他是哈佛南亚系的讲座教授，研究梵文和吠陀，还有一位美国的计算机科学家，叫史伯乐(R.Sproat)，以及另一位学者共三人，他们在2000年以后提出了一个观点，认为这根本不是记录语言的文字，而是一种刻画符号。这个问题，双方正在辩论。这位史伯乐是研究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对中文有相当认识，他和中国学者也合作过，做过有关中文的计算机处理的工作。所以，他的著作《书写系统的计算理论》里，有大量篇幅讲到了中文、日文。
您刚才提到了不少外国学者，目前我国有哪些学者在做古代语文的释读工作?相关的研究水平如何?
徐文堪：咱们这里有一些中青年学者也做了很多工作，但大家都不太了解。北京藏学研究中心有位年轻的博士叫罗鸿，他没有到国外去留学过，是我们自己培养的博士。他目前所做的主要工作是读西藏的梵文写本。西藏有一大批梵文写本，这是很宝贵的资源。他的研究范围，包括密宗的文献，经律论中律的文献，还有语法的文献——我们知道，因为佛教的关系，藏语的传统语法受到了印度的影响。罗鸿博士虽然发表的著作不多，但是水平很高，也得到了国际知名学者的肯定，认为他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他虽然是汉人，但懂藏文、梵文、蒙古文，翻译了迦梨陀娑的诗歌《云使》，还用英文出版了校订写本的专书，但这些工作在国内似乎并没有引起多少人的关注。
还有一份用希伯来文记录的波斯语书信，是唐朝九世纪的写本，在新疆民间发现的，实际上，这和斯坦因二十世纪初在丹丹乌里克发现的写本可能是同一件东西。有两位年轻的学者，张湛、时光，把它读出来了。张湛是哈佛伊朗学的在读博士生，时光是北大年轻的波斯语老师。这些年轻学者的工作，都值得给予充分的肯定。
我们的邻国，俄罗斯、日本，还有以色列，对语言学的研究都非常重视，韩国近年来也在奋起直追，相对来说，我国还有差距。例如，《维摩诘经》的梵文原本已失传，只有在其他梵文佛经原典中发现一些引文。1999年，日本大正大学的几位学者在西藏拉萨布达拉宫阅读抄本时突然发现该经文的梵本。当时他们没有声张，相约严格保密，不向任何人透露，至2001年获得了抄本的影印件后，才向新闻界公布了这一重要发现。随后，日本方面在2004年出版了梵藏汉对照本，2006年出版了校订本，中国学者黄宝生先生据此在2011年出版了梵汉对勘本。对中国学界而言，此事实在是令人遗憾。
语言研究水平也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这不仅涉及前面已经谈到的人文学，作为认知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现代科技的前沿领域也紧密相关。今年是计算机之父图灵(A.M.Turing，1912-1954)诞生一百周年，他有一段名言：“我们可以期待，总有一天机器会同人在所有的智能领域里竞争起来。但是，如何开始呢?这是一个很难决定的问题……有一种办法也应加以考虑，就是为机器配备具有智能的、可以用钱买到的意识器官，然后，教这种机器理解并且说英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工智能的未来，取决于对自然语言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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