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南蜀布之路
战国时期，一条由川滇通过缅甸、印度、越南等地的交通线已初步开通 ，史称西南丝绸之路或南方丝绸之路、滇缅道、蜀布之路等。而民间贸易在很早以前，就已通过滇西缅甸的伊洛瓦底江上游与阿萨密、恒河、印度河、喀布尔河流域的各民族彼此沟通 。张骞通西域时在大夏(今阿富汗北部)就见到四川特产邛竹和蜀布等物品，“问之，乃贾人市之身毒(印度)”。可见，巴蜀与印度古来自有商路。考古工作者在四川多次发现战国时期 的玻璃珠，特别是巴县冬笋坝的战国玻璃珠和重庆南岸区的西汉玻璃珠，均有人工蚀花，这种蚀花工艺乃是古印度人的特技，由此推知起码在战国时期，地中海沿岸的玻璃已通过印度 输入巴蜀地区。而印度人至少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进入澜沧江流域。秦人与印度的交流是通过在巴蜀地区移植秦文化来进行的。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灭巴蜀后，秦文化大量倾入巴 蜀，并与当地文化渐渐融合，成为主流文化。秦曾多次移民到巴蜀，“周赧王元年(秦惠文王更元十一年，前314)……(秦)置巴郡。以张若为蜀国守。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 实之”[14]。按每户平均5人计算，秦此次迁往蜀地的移民就有5万人 ，占秦国人口总数的3.33%。在秦始皇统一中国的过程中，还不断将内地富豪、罪犯和一般平民迁入巴蜀。《史记·秦始皇本纪》载，秦始皇九年，在平定长信侯XL禣 之乱后，迁其舍人4000余家至蜀，家彦陵。按上述比例算，此次移民也达2万人。从此秦人 成为蜀地的主要人口之一。秦风秦俗成为这一带的主流文化。“蜀地娶嫁设太牢之厨善，妇女有百两之(徙)〔从〕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豕夕(牺)牲，赠 祥兼加，贝冒赙过礼”的风俗，皆“染秦化故也” [16]。同样，蜀地文化也对秦人或多或少产生过影响，叶小燕认为茧形壶、鍪等器物并非秦人原有的传统文化，而是受巴蜀，特别是蜀文化的影响。正是由于秦人迁入巴蜀 ，秦政府大兴当地手工业、商业，才使得秦文化成为主流，并以此为据地与印度等异域国家交流、融汇和贯通。
三、秦文化中的外来成份
借鉴和仿效外来文化最简单也是最基本的方式就是吸取其中的某些元素，并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将其转化融汇于本民族的文化系统之中。秦人吸收的动力来自于统治阶层，他们对外国 物品、纹样和观念有着浓厚的兴趣，“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剑，乘纤离之马，建翠风之旗，树灵觯之鼓”[17]，正是秦上层社会热 衷舶来品的体现，也是秦人吸收外来文化的例证。
(一) 秦人早期崇拜物——句芒与埃及的奥西里斯
秦人的信仰崇拜属于原始多神论，以上帝为代表的诸神，自然界的动物、植物及鸟类都是他们的祭拜物，这样的信仰“综合地反映了秦文化的混合特质，秦族固有的游牧民族多神教和 西戎文化是秦文化的基础”[18].。秦人崇拜句芒。句芒在中国古代神 话中被尊为东方之神，先秦时代的许多作品如《墨子》《左传》《山海经》等均提到该神。《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东方句芒 鸟身人面，乘两龙”，职责是“木神也，方面素服”。《随巢子》谓句芒“司命益年而不 夭”。可见，句芒既是木神又有主宰人类命运的职能，正因如此，句芒才被秦人所崇拜。《墨子·明鬼》中便记载了句芒奉天命而赐秦穆公福寿、保其国家昌盛、子孙万代的故事。“ 昔者郑穆公(即秦穆公)，尝昼日中处乎庙。有神人入门而左，鸟身，素服三绝，面状正方。郑穆公见之，乃恐惧犇。神曰：‘无惧。帝享女明德，使予赐女寿，十年有九，使若国家蕃昌，子孙茂，毋 失郑’。穆公再拜稽首曰：‘敢问神名’?曰：‘予为句芒’”。于是穆公遂以句芒为国家、民族的福星。与句芒形象和司职相似的神灵在古代埃及神话中被称作奥西里斯，他是鸟身 人首的司木之神即植物神，象征植物年复一年的死亡与复活即春荣冬枯的自然规律。此外，他还掌握着人类的生死大权，是冥界的主宰。他的形象通常被描绘成黑色，坐在金属宝座上 ，面前置一台公正天平，作为亡灵审判员来考问死者生前的品行好坏，公正而严厉地裁判他们转世之命运。通过比较，可以看出奥西里斯与句芒不但外形特征相似，职责相同，都是木 神，并司掌人类命运，故有不少学者认为“奥西里斯并非埃及的‘土著神’，例如沃特伯里说，奥西里斯可能是由西亚苏美尔的杜莫济神演变而成……亦即是说，奥西里斯的原型来自 东方的亚洲”。当然，我们很难因此断定秦人崇拜的句芒是直接模仿自埃及的奥西里斯，或者奥西里斯的形象和身份借鉴自中国的句芒。但是反过来，却也绝对不能断然否定二者之间 曾经存在某种辗转交流和部分借鉴的可能性。因为杜莫济既有可能向东融入中国的文化，难道中国的神话传说就不能向西融入两河流域的文化吗?”[19]但毫无疑 问，早期的中国通过中亚与西亚或南亚进行交流的事例并不少见，秦穆公崇拜句芒是因为它是东方之神，还是因为它源于遥远的西方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力呢?但不管怎样，这种人鸟(兽 )合为一体的形象则是源于西方的。
(二) 纹饰
纹饰是以抽象的图形及姿势(由身体各部器官的动作构成)来表达思想、事实和观念的重要形式，它具有较强的时代感，是人类精神实体的最佳表达方式。秦国器物在以前不 管是“铜器还是瓦当，花纹都显得凝重而古板，具有殷周的风格。至战国时则起了显著的变化，尤其至战国末，秦国的美术作品则以姿态生动、形象逼真为其特点。这是与秦国封建制 的发展以及广泛地吸收各地艺术风格和艺术人才有密切关系的”[20]. 。 与春秋战国时期的羌人或匈奴人作品相比较，秦国器物从细微的表现手法到整体的构图都有着相似的特征，使人不能不考虑二者之间的关系。而匈奴纹饰与分布在广阔的欧亚草原上的 斯基泰人、萨迦人之间流行的所谓“动物纹样”有许多共同之处，这种以动物为母题的装饰艺术对秦影响很大。例如秦瓦的动物纹皆为单耳双腿的侧面形体轮廓。尤其是秦奔虎逐雁纹瓦当、猎人斗虎瓦当的绘画风格、装饰布局，就连人形特征都与黑山、阴山一带匈奴人岩画很相似。值得注意的是虎纹颈部的“V”形纹饰，是北方和西北部许多游牧民族固有的艺术 表现手法中的虎纹上所常见的，属于匈奴文化系统动物及特征。这种纹饰从黑海沿岸的斯基泰发源，从西向东顺次流传，故又称“斯基泰—西伯利亚文化”。有人认为公元前7世纪， 斯基泰人曾远征西亚，在那里受到西亚的动物装饰风格的影响。后来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21]，还有人认为斯基泰人原来居住在北土 耳其斯坦，因受邻族侵迫而向南俄罗斯草原迁移。公元前7—5世纪，斯基泰人在南俄罗斯东 部距顿河不远处建立了斯基泰帝国的中心。后来因受来自东部的游牧民族逼迫，再折向西流徙，最后在黑海沿岸定居下来[22]。以博罗夫卡·赖斯为代表的学 者认为斯基泰艺术风格不但影响到秦人，而且还深入到中原，向南直至湖南一带的楚国境内 ，有些中国的传统动物纹饰在装饰手法上受到很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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